“我今天讲的可能是大家并不太熟悉的宗教研究，即世界宗教百年大变局。”
春雨初霁，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老师站上相辉堂北堂讲台，面向经济、国际金融、国务、法学、社政等五个院系的2023级本科新生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不研究宗教就不懂文化发展史”
1964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批示下成立，该主席批语还明确指示要开展宗教与国际问题的研究。毛主席1965年6月在与本校周谷城、刘大杰两位先生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研究宗教很重要，不研究宗教就不懂文化发展史”。
徐以骅长期从事的，正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1985年3月，他来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自此结缘复旦。
1986年，经谢希德校长和谭其骧先生等的推荐，徐以骅前往美国名校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宗教学博士学位；他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服务，亲身见证和参与了我国改革开放和我校不断发展的历程，并且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政议政。
“复旦为我提供了最好的发展平台。”徐以骅至今已在国际政治系任教逾39年，他用“花开花落、无悔今生”八个字，概括他对学校的深厚情感。
徐以骅还记得杨福家老校长的叮嘱：“要好好研究宗教问题。不研究美国宗教，就很难研究美国社会。”在谢希德、杨福家两任校长的关心下，他先后创建了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等机构，将宗教研究从中国基督教史逐步扩展至美国宗教、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等领域，取得体系化的成果，仅创办和出版的集刊和丛刊就有五套之多。
宗教具有普世性和网络性，在国际关系中具有超强的潜能。徐以骅用“治国理政的试金石”来形容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对我国来说，无论是开创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实现“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在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宗教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需要加以系统和科学的研究。
除宗教与国际关系外，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还有一群学者聚焦于非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比如医学、音乐、水外交与水安全等领域，不断拓展着国际关系的研究边际。
拨开迷雾，看世界宗教“百年变迁”
徐以骅指出，世界宗教的百年变迁，正在冲击甚至颠覆我们对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的传统认知，重新划分世界宗教的版图，并且引起区域政治、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在徐以骅的身后，是一幅世界地图，标示着世界宗教格局的百年变迁，他说，“基督宗教人口重心的南移，伊斯兰教的非中东化或亚太化的趋势，都非常明显”。
世界宗教百年变迁的突出体现，是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人口重心的颠覆性转移。在发展中国家日益宗教化，而发达国家日益世俗化的趋势下，宗教的全球化和政治化加剧了国际冲突和全球治理难题，正在对现行国际秩序构成巨大挑战。
随着电子通讯和互联网改变宗教传播方式，宗教流通更超越以往任何时期，世界宗教正在加速洗牌。徐以骅引用有关预测数据：“随着人口的变化，至迟到2060年，伊斯兰教会将取代基督宗教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宗教，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将会成为基督宗教信徒人数最多的地区。”
他认为，宗教是具有两面性或多面性的强大力量，既是“和平使者”又是“动乱根源”。幻灯片上，徐以骅细数了6件1979年发生的宗教大事，其中中国的正面案例和其他宗教事件形成鲜明对比，这就帮助我们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党的宗教工作，关键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等指示精神。徐以骅说，“在宗教领域，不是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而是管的最对的政策才是最好的政策。”
发展中外关系的基础在民间，这对推进“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非常重要。徐以骅认为，对外交流除自上而下的官方外交外，还要有来自民间自下而上的推动。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宗教往往是最具民间性、地方性和草根性的存在，宗教民间交流对促进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既要反对“以教干政”，也要反对谈“教”色变。
“高校不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而且应成为教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无神论思想、我国宗教政策以及正确宗教知识的重要平台，还需要成为宗教领域原创理论和话语的出产地。”课程尾声，徐以骅这样作结。
互动环节，2023级金融学班的何雨昕同学问：“中国宗教发展是如何对中国国家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徐以骅说，健康的宗教状态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中国有近2亿宗教人口，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必须要牢牢团结好这部分人民群众。
2023级社科试验3班李执安同学以巴以冲突为例，提问“宗教的学术研究能否对推动宗教冲突的解决、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作用”。
“这个问题非常好。”徐以骅表示，在巴以冲突等国际问题中，宗教往往只是一个因变量，依附性很强，仅把国际冲突理解为宗教冲突是有误区的。“我们研究宗教，就是要正确认识和评估宗教在国内社会和国际关系中的正负两方面作用，并且逐步建立我国在宗教领域的自主知识、学科和话语体系，弘扬我国宗教圆融中道、谦和宽容的传统智慧，推动我国宗教和宗教团体成为国际关系中和平及进步的力量。
